在长沙市岳麓区广厦新苑小区，楼下广场舞扰民，业主黄芸（化名）直接拨打了110报警。由于迟迟未得到处理结果，她将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告上法庭，理由是“未依法履行职责”。近日，岳麓区人民法院宣判此案，责令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对黄芸的报案作出处理。（10月16日《三湘都市报》）

　　广场舞扰民已成当前最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，由此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已成不可忽视的隐患，由广场舞的噪声扰民，引发的以暴制暴事例并不鲜见。高音炮、藏獒、鸣枪等更极端的案例都在国内多个地方都出现过，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。要解决这个现实难题，除了倡导公众保持理性之外，更需要公共管理者履职尽责，在其间扮演起关键者的角色。

　　有一种不作为叫慢作为。根据相关法律，若噪声污染的事实成立，公安机关应对实施主体给予警告，并处罚款。罚款金额为200元以上500元以下。可以说，执法主体明确，责任清晰，对于市民的投诉与举报，公安部门理应主动介入严格履职。一方面要尽快制止噪声扰民行为的继续发生，避免其进一步带来权利伤害；另一方面要力求长远治本，在依治给予行政处罚的基础上，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避免前脚一走后面噪声依旧。

　　在道德与法，职责界线之间，公众很难判定公权部门是否已经履职到位。现实中存在两种现象，一种是推卸责任的“踢皮球”之法，另一种便是履职不完全的假作为，表面上在认真办事结果却留了一手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“伤害依旧”。比如以此案来说，公安部门本应定性和作出处理决定，采取罚款或者作出某种禁止性规定，而不能出警、调查和劝导了之，处理问题停留在表面，化解矛盾更是合稀泥，既让公共管理的效力打折，又折损了政府自身的公信，让维权者的权利无以获得保障。

　　法院作为公正的判决者，对于规范权力运行，保障私权具有兜底作用，因而其判决结果的如何，关乎社会公平正义。时下，民告官难不仅表现在立案难，更在胜诉难和执行难。在这样的语境下，公民状告警方不处理能够获得胜诉相当不易，而被告的公安部门能够放弃上诉并作出一些实质性的举动，无疑属于权利监督权力的胜利。只不过，由于缺乏更为刚性的考核和问责机制，落实不彻底已成司法途径的一个败笔。

　　然而，即便这种胜诉仅具形式意义，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。首先这可以作为类似问题的参照，无论是公民的诉讼还是法院的判决，都可以作为参照和样本；其次是可以增强公众提起诉讼维护权利和监督公权力的信心，让“有事找法院”成为常态；再次是对于公权部门可以起到警示和促进作用，有了法院的监督，对其不作为的行为也可发挥遏制效果。最后就是有利于给权力去魅，让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，能得到极大的提高。

　　说白了，公共治理其实是道如何落实责任考题，如何约束权力的命题。只有当权力受到了约束并俯身向下，只有权利具有了发言权并得到了尊重，那么广场舞扰民才不会成为永远也解不开的难题。

来源：光明网